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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百位专家谈中国制度】法治是社会治理正确的打开方式

作者:admin 来源:未知 更新日期:2020-01-22 浏览次数:

  
 

   编者按: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系统总结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13个方面显著优势,全面回答了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上应该“坚持和巩固什么、完善和发展什么”这个重大政治问题。

  
 

   “经国序民,正其制度”,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:“我们说坚定制度自信,不是要固步自封,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,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。 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究竟“优”在哪里?要做到在守正中创新、在创新中守正,还应如何固根基、扬优势、补短板、强弱项?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《百位专家谈中国制度》,特邀百位专家纵论优势、聚焦发展。

  
 

   今天(18日)推出:《法治,是社会治理正确的打开方式》,解读专家: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葛洪义。

  
 

   开篇立论“在现代社会,治理与法治密切相关,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。

  
 

   ”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“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”。

  
 

   社会治理涉及国家和社会的方方面面,在众多的治理思维和治理模式中,法治思维和依法治理应成为首选。

  
 

   有问必答社会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,但纲举目张,只要抓住关键,其他环节就能迎刃而解,所谓“举一纲而万目张,解一卷而众篇明。 ”法治保障为何能成为社会治理的一个“纲”?葛洪义:在这7句话中,“党委领导”是一贯的,“政府负责”也是从来不懈怠的,关键还是“社会协同”“公众参与”。 社会协同、公众参与,要靠什么东西去解决?一方面在我们国家有它自己的特点,就是靠党委政府去组织,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看,这又是不够的,因此就要靠法律提供各种权利。

  
 

   居民们、社区成员们、社会成员们,根据法律的规定,肩负起自己应该肩负的责任,所以法治建设是社会治理的一个最根本的保证。

  
 

   过去,我们讲的是社会管理,它偏重于政府作为单一主体对社会进行管理。

  
 

   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首次使用了社会治理概念。

  
 

   十九届四中全会《决定》进一步提出:“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”。

  
 

   在社会管理上升为社会治理之后,法治为什么必须成为基本依托?葛洪义:我们那时候叫管理,管理主要是由政府负责管理。

  
 

   这样一个体制在现在社会发生了变化,老百姓大量地流动起来,有时候跟户籍、单位脱离了,现在单位只管生产,所以在这种情况下,继续沿用老的社会治理方式,就没法管现在的社会。 共建共治共享,这样一种社会治理的新格局,其实是十九届四中全会对社会治理创新内涵的一种解释,进一步强调了共治,就是大家都要行动起来,投身于社会治理中。

  
 

   当一个人有权利表达意见的时候,就意味着他要有责任承担意见表达的后果。

  
 

   在介入过程中,它也有一系列的界限,而这些问题都需要依靠法律加以描述,法治建设和社会治理的创新就紧密结合在一起了。 “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,关键在体制创新,核心是人”。

  
 

   人,体制创新和法治建设的逻辑关系又是什么?葛洪义:现在社会的人,他的利益主体是多元的,在这样一个特殊背景下,如果沿用过去的社会治理模式,就管不了现在这个社会,所以社会治理体制就必须要创新,而创新就带来一个问题,用什么方式去创新?这时,法律会提供标准,让人民群众沿着国家设定的路线,去管理自身的事务,或者在管理社区、社会事务的过程中发挥自己的作用。 这个房子买不买,不能说领导让不让我买,我要看法律规定有没有买房的条件。 我们讲推进社会治理创新,法治是一个重要的抓手,或者说法治是一个主渠道,通过法律制度的建设和完善,来优化社会成员参与社会治理的各种可能性。

  
 

  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法治建设对社会治理创新非常重要。 社会治理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,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。

  
 

   如何将法治建设切实下沉到城乡基层治理体系?葛洪义: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完善国家的各项制度,其实法治建设就是完善国家的各项制度,完善了它的权力就会下沉,责任就会下沉。

  
 

   基层机关的法治化,实际上就是强调基层国家机关依法办事的能力,注意是依法办事,而不是按上级领导的意见办事,是依法解决群众的矛盾,回应群众的需要。

  
 

   如果基层总不能做决定,群众就会认为基层国家机关懈怠,这样就会弱化甚至削弱国家的治理能力,国家机关的权威会受到严重影响。

  
 

   所以基层的制度建设,通过各项制度来保证基层的治理能力,是中国制度建设中、完善各种制度中非常重要的一环。 数说优势法者,治之端也。

  
 

   1950年,新中国第一部法律——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》公布施行,此后,社会主义法律创制迎来快速发展。 1979年7月1日,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一天之内通过了刑法、刑事诉讼法、人民法院组织法、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7部法律,在中国法制史上留下了“一日七法”的美谈。 十五大提出“依法治国,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”,并将其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。

  
 

   十八大提出“全面推进依法治国”。 截至目前,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274部。

  
 

   此外,还制定了行政法规600多件、地方性法规12000余件。 70多年来,法治的时代命题不断嬗变发展,党领导人民不断探索实践,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体系,为当代中国国家治理提供了全面的制度保障。 (记者何伟奇李佳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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